一、农民工，增量改革的产物
为更好的理解民工荒这一国情现象的出现，有必要回顾民工、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发展历程。80年代初，随着改革经启动，劳动力管制放松，农民有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和离土又离乡等就业方式。许多农民为生计，走进城市，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企业做工。后来，乡镇企业凋敝，离土不离乡者也走上了离土又离乡的道路，一时形成巨大的民工潮。从制度上言，民工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都是增量改革的产物，在当时的约束下，对农民而言，农村贫穷，负担很重，外出做工的机会成本很低，在比较利益和经济理性的引导下，大多愿意外出做工，其不确定的预期和风险，由家乡的土地保障化解。走出去，才是明智的。对非公有制企业而言，用工成本低，体制外劳动力供给充裕，满足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发展，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因此也愿意雇佣这些农民工。就这样，完成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对政府而言，这增量改革，缓解了就业的压力，增加了市场供给，并维持了稳定，增加了收益，于是促成了这样的结合，这三方的博弈的结果是帕累托改进，这种结合，促进了中国改革的纵深发展，也支持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增长。
农民工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即他们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基本的社会保障、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同时他们又没有工人那样严密的组织，他们大多是小团体活动但又有自己的潜规则，他们大多两地分居、普遍缺少文化生活。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城市，社会活动参与度和城市认同较高，在城市要有容身之所，他们是城市化的生力军，是新一代移民。正是他们成了增量改革的双刃剑，影响到全局改革的纵深发展。
二、民工荒原因及影响探索
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经济的成长和市场机会的变化，各经济主体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呼声，也对经济、政治、法律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90年代以来，只是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同阶层缺乏表达利益的机会和场所，且在我国制度供给者主要是政府，这种制度调整的内在紧张和压力一直积累着。民工在这样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地位下，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劣势，劳工组织缺失，他们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当时的格局下，又无法选择退出，因此就有了打工十几年，工资竟然没有涨过，更不用说社会保障了，资方不尊重劳方，劳资关系趋于紧张，民工走在城市的边缘，像候鸟一样的迁徙，80年代形成的三方博弈均衡，在新的环境和格局下，逐渐偏离均衡。
非公有制企业在改革以来，就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之转化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资本得到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随着他们的壮大，我国也告别了短缺，有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消费升级，从衣食温饱到耐用消费品或资本品的住行。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增长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同时恰逢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市场更具活力，也更加开放。供应链管理，全球化浪潮，全球生产体系重新布局，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抢滩设点，由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就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三、基于农民工的用工制度改革
1、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注重移民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再不能以身份论及民工，使之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漂流者，这一方面造成城市管理上的难度和混乱，另一方面，民工的财富最终回到乡村，去繁衍农村的生存模式，而不是城市生活的现代模式，不利于城市化，也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二元结构的解决。从法律角度看，一纸户籍剥夺了农民的许多宪法权利，降为下等公民，许多问题由此而产生，尽管户籍管理制度在稳定社会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2、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联产承包制度的同时，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使能耕者有其田，能工者可离其土，并在工时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使无后顾之忧，割断与土地的联系，打碎土地加儿子的社保状况。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
3、政府组织、鼓励劳工培训，以形成稳定有素的产业工人队伍，支持工业化，巩固世界工厂地位，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劳动力的梯度转移。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又以城市化促进工业化，走全社会持续发展的路子。因此，要保证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降低教育和培训成本，并使这短期培训制度化，既尊重市场也引导市场，解除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提供良好的平台，使劳动力资源完成自身的自组织过程。
4、完善劳工立法，加强劳工执法，保护劳工合法利益，完善劳工的社会保障，如大病保险、工伤保险。反思社会政策，着力解决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教育和卫生方面的困难，降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扩大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和发展空间，减少其流动性，逐步建立起新的稳定的、熟练的劳工队伍。依法建立完善劳工组织，代表劳工利益，并规范运作、管理。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何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