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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

文章来源:  扬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发布时间: 2012年08月14日   浏览: 1543   作者:扬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在过去的10年间,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中国的城镇人口以年均2000万人的速度递增。近日《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尽管关于未来城镇化是加速增长还是缓慢增长观点仍然存异,但是对于城镇人口在未来持续扩大的趋势其实并无争议。作为一个长期的结构调整过程,城镇化曾经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稳定的驱动力。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有研究表明,中国年均10%的增长率中,城镇化的贡献率达3个百分点。不少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还将创造出巨大投资需求,随着制度改革的推进,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潜能还将进一步释放。
      城镇化趋势分化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人口超过10万~20万之间达到小城市规模的镇已经有142个,人口在20万~50万达到中等城市规模的镇有9个,而广东东莞市的长安镇,完全是大城市的规模了。这里的非户籍人口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口,近70万人口中就有60多万外来人口。
      事实上,每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的人都有体会,几年来中国城市规模在不断增大。2010年中国城市市辖区总人口400万以上的城市达到了14个,有5个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而镇区人口超过5万人的建制镇达740个。同时城市数量也在增加,2010年,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比1978年增加464个,小城镇数量为19410个,比1978年增加了17227个。
      中国城市设立跟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标准有较大区别,表面上的城市数量不多,但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实际上的城市数量在增加,国家发改委城市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范毅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不少人士认为,中国仍将延续加速城镇化进程。然而,有些专家对此并不认同。
      我们认为今后城镇化的速度将放缓。按照国研中心的研究,到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大约在2.73亿,也意味着农民工总量只有2000万左右的增长空间。范毅表示,由于20~30岁的农民工中已经有70%~80%转为了城镇人口,未来新增转移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潜力,主要来自于新增农民工,此外就是40~50岁的农民工转移为城镇人口,但这部分比例并不大。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国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等各种矛盾影响着中国未来宏观经济不可能继续维持高速度增长,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城镇化速度将会逐步放缓。按照推算,预计到2020年,如果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达6~8个百分点,城镇化的速度将会维持在0.7个百分点。范毅表示。
     随着城镇化的放缓,其分布也将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当中,中国东部地区以及地级以上的大城市吸纳了一半的城镇人口,2010年底,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49.02%,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28.87%,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22.1%。然而,该中心认为,今后的城镇化将会呈现出东部稳定、西部加快的趋势。他们认为,随着东部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的上升,要素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显著,2011年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6%和16.7%,比2009年分别增长了1和1.4个百分点。
      据其估算,到2020年中部地区增加吸纳的农民工在1000万左右,西部地区增加吸纳的农民工在900万左右。从调研来看,部分省份的省内就业农民工增长速度要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比如江西省省内就业农民工的比重从200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30.1%;湖北省从39.2%提高到47.3%,范毅表示。
      30万亿投资需求
      不少观点认为,虽然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数字惊人,但存在虚胖的成分。按照中国的统计方法,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居民都被划入了城镇化范畴,因此带来了数字的逐年提高,从1996年的26%,上升到了今年的51.27%。以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统计来看,6.69亿人口的城镇人口中包含了约2.1亿农业户籍人口。大量农民工和城镇间流动人口虽然被视为城镇人口,却无法享受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中国的城镇化是个奇迹,但是质量并不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虽然在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非农就业人口,但是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必须重视质量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政府应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实现全覆盖和均等化,有计划地扩大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项目和范围,使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城镇化将伴随着大量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大多观点均认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引擎。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专家相伟测算认为,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所产生的资金需求,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支出共计将超过30万亿元。
      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包括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到2020年,大约需要支付15万亿~20万亿,若要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支出总额可能会不断膨胀。
      而市政公共设施资金需求包括两部分,一是要弥补市政公共设施的严重欠账,2000~2008年,城市建设空间增加了1.06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6%,但城市承载能力却没有相应提高,以城市道路为例,道路面积由1978年的2.2亿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45.2亿平方米,增长了19倍,但同期城市居民用汽车保有量增加了37倍,车均道路面积反而下降了45%。老城区的基础设施欠账严重,近10年城市维护费用仅为建设费用的10%左右,部分城市管网容量不足而且已经运行了几十年,改造难度大,成本高。二是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市政公共设施的建设包括公共交通市容环卫污水处理绿化水热气供应道路桥梁等,这部分资金需求约为16万亿左右。
      巨额投资需求带来投资机会。不过,该研究认为,投资需求虽然巨大,但是还没有形成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仅以地方政府财政投资将难以完成这个巨大任务。
      目前,各地方政府负债已经十分严重,而依赖土地财政融资不仅不能解决城镇化投资问题,还会带来恶性循环。如,为了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而大规模增加保障房的供应,可能会迅速扩大政府寻租空间,同时为了筹措建设资金,政府提高地价,地价提高抬高房价,进一步削弱农民工自我解决住房的能力,加重农民工对于保障房的依赖和需求,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渠道,则不仅难以满足巨大资金需求,同时最终还款来源还是土地收入。
      该研究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城镇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不仅可能会出现大量城市贫民,还会使城市病更加严重,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降低城镇的生活质量,丧失城镇化的本来含义。而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通过投融资机制的改革。
     以改革促融合
      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涌入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城市病已经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李铁认为,如果让农民工全部进入现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本已超负荷运转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无疑将会雪上加霜,而且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较高的成本门槛也会将大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外。另外,从产业发展角度,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倾向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发展兴趣也并不高。
      比如贵阳市中煤盘江重工项目,占地1000亩,预计投产后能够实现税收3亿元,对GDP和财政收入贡献都是显著的,但是此项目仅能解决1000人的就业。这也导致贵阳市35%用地指标,仅吸纳了12.5%的人口,公共资源配置与人口比重不匹配。
      另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也是关键的制约。这不仅涉及到城乡关系,而且涉及到不同城镇、不同区域利益关系的调整,由于担心大规模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会摊薄当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所以一些地方政府既不愿意本地农民进城落户,更不愿意接纳外来人口进入本地落户,在城乡间、城镇间、区域间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
      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在本乡镇就业农民工的比重不断上升。有基层政府判断,80%的农民工将返乡,而其中一部分农民工将进入到县城和中心镇。因此小城市和中心镇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较低将是返乡农民工进城定居的主要载体。这就意味着,政策的取向应当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承接吸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小城市和中心镇的支持。而东部地区农民工总量较大且将基本趋于稳定,政策的重点是改善农民工公共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也认为,现阶段,与大、中城市相比,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以城镇为重点的城镇化发展可以把城乡市场较好地连接起来,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中西部的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并不需支付很大的转移成本。他认为,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在殖民地国家搞的激进城市化道路,中国不应该以城市化来消灭农村,而必须促进城乡融合多样化。我们要走的是城镇化道路,而这个城镇化道路包括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政策重新调整,也就是,我们要靠新农村建设,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去把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基本建设投资返还到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发育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不走大城市超前发展的道路,温铁军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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